&esp;&esp;一

&esp;&esp;白居易的母亲是个疯子。时人说是“心疾”，大约是现在说的“精神分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悍妒”。后来人提到白居易，多少要说一句，他母亲是个疯子，还要补一句，白居易的父亲是他母亲的亲舅舅。这是门近亲乱伦的婚姻，好像要为她的疾病在不合礼法的婚姻里找到根源。但白居易自己是不提的。相反，他牢牢记得、反复回忆母亲多多少少曾经展现过的慈爱，其他的那些，就不说了。

&esp;&esp;贫穷和疾病是世上最掩藏不住的两样东西。白居易二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在襄州别驾任上去世，跟着父亲留在襄阳的一家人立刻失去了经济来源。白居易带着一家老小又搬回渭南下邽依靠太祖父的族人，寄人篱下。母亲有病，但也有清醒的时候，清醒过来便担忧几个孩子的衣食，病却更重了。白居易只好专门去浮梁，向已经做了浮梁主簿的长兄要钱，跑了两千五百里，讨到的钱却不多，很快，长兄就打发他带着匀来的一点儿米回家。从浮梁到洛阳走水路，换船补给的时候，借住在江边山下的小旅店。山里长夜绵绵，熄了灯，雷霆风雨就格外清晰。白居易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担心母亲，担心弟弟，担心一家人的生计。他写了一篇《伤远行赋》，讲到贫病交加的家里，斟酌反复，只说：我出门这么久了，母亲一定日夜担心我吧。

&esp;&esp;在白居易以后的人生里，“贫穷感”一直如影随形。他是十五岁就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天才少年，自然要尽力营造一个文人萧散自在、淡泊名利的自我形象，但另一方面，每一天他都在焦虑“养家糊口”。

&esp;&esp;人生有累，哪怕吃着肉，也常常觉得饥饿。他后来做官，第一份工是校书郎。刚上班，他就夜里失眠——“薄俸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忧虑自己在京城瞎忙，既赚不到多少钱，也不能在母亲身边晨昏供奉，工资涨幅跟不上母亲的衰老。他写信给弟弟，担忧两个未嫁的妹妹没有嫁妆怎么办。

&esp;&esp;他后来做天子近官“拾遗”的时候，唐宪宗问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官——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机会。但是他眼盯着那点工资，老实浪费掉了。他说：我家里穷，工资少，还有老母亲要奉养。我看“京兆府判司”[35]很好，钱多离家近。皇帝于是给他做了户曹掾。他激动地专门写了一首诗，说新工作一年工资四五万，又可以早晚照顾母亲，人生啊，除了衣食无忧，不饥不寒，还有什么好奢求的？

&esp;&esp;他自己辛苦计较量入为出，但别人家“行马护朱栏”“筠粉扑琅玕”的高门大户，就坐在城里最显赫的地段，每天嘲笑着他的疲于奔命。他忍不住眼热，吞着口水酸溜溜地写：这大多是将相高官的别院，这些人豪宅太多，房子建起来，恐怕只看过图纸，来也没来过。

&esp;&esp;但贞元十五年（799年），客居洛阳的二十七岁“大龄无业青年”白居易甚至还没资格担心他的工资和房子。他需要先考上一个官，到长安去。但做官，是一条千军万马争过而常有伟大诗人掉下去的独木桥。

&esp;&esp;二

&esp;&esp;传说里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向著作郎顾况投稿。顾况听说面前的少年叫“居易”，笑了笑说道：居易呀，长安米贵，长安居，大不易呢！

&esp;&esp;白居易决定去考最难的那科——进士。长安城里最多这样穿着白麻衣的考生，他们走在一起就像一片一片的云，熙熙攘攘来了，没多久就分散寥落没有踪迹。

&esp;&esp;唐代考试分为“常科”与“制科”。常科年年有，考的人最多，其中又分为“进士”与“明经”两科。明经只考经典背诵记忆，但当时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一科的考生常作为“庸碌无能之人”，被人鄙视。进士科常常两三千人应考只取二十人左右。进士科考卷不糊名，考试前考生还可以带着自己的诗卷去考官和考官的朋友们家里自我推销。在这二十人里还得去掉这些“声名显赫”的“红人”，更不剩几个名额。

&esp;&esp;白居易的家世背景不能为他铺路，又没有飞黄腾达的朋友，为了考中，只能拼命。他白天研读赋，晚上研读儒家经书，以研读诗歌作为休息，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zhi），看东西眼睛里点点都是飞蝇。二十七岁的白居易无意间照镜子，看见的是满头白发和脸上的皱纹。

&esp;&esp;仅仅进士及第，并不能得到一份工作。还需要守选三年，才有资格参加吏部的常调铨选，有做官的可能。哪怕运气好，被吏部选上了，也都是州府参军或偏远州县的县尉。家里兄弟四人，长兄远在浮梁，生病的母亲，一个快要应考的弟弟，另有两个待嫁的妹妹都要靠他来抚养。为了靠近长安，替母亲治病，给弟弟铺路，他需要一个留在京城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