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至今日，从批判俞伯平，到批判胡适，其实质是以古典文学研究问题为介入点，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全国炮轰胡适之势愈演愈烈,这位王岩先生，再次出来了，一篇《从‘红楼梦简论’聊起》点出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的问题，面对无数抨击，他置之不理，又来了一篇《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直接进行深入剖析。”

“其人掌握时机之准，分析鞭辟入里，言语冷静，观点客观，不偏不倚，只谈问题，只出对策，不顾其它，他人之言论从不与之相辩，似是局外之人又似局内之人，但无论如何，我发现，只要他的文章被发出来，后面的风向就会变。”

“嘶。”翦伯赞与梁漱溟二人皆是轻嘶倒吸，就见梁漱溟点了点头说道:“芝生言之有理，之前还从未发现这一点，看来这位王岩先生能量颇大，文章先至领袖批阅，再行发表之事，足可见一斑。”

“这位王岩，会不会是郭鼎堂?”翦伯赞疑道:“除了他我也想不出何人能有此见解了，这两日我将王岩早前文章全都——看过，可以确定其是党内人士，否则几无可能，每篇文章皆是采用马列观。”

冯友兰摇了摇头:“我看不大可能,首先两人文风，完全不同，遣词造句也与时下颇不相同，到是与西方某些语法有相近之处，比如文章中‘的’‘地’使用，平时我们文章不用之处，他会用，比如上句，以其文风会写成‘我们的文章’，而日常则是‘我们文章’，所以我看此人，到像是从西洋归国之人。”

梁漱溟拿起桌上的报纸看了起来，确如冯友兰所说，其助词运用与时下不同，他说道:“我也觉得不是郭鼎堂，此时的他正在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如何在国内写出文章?”但想了想,又说道:“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位王岩先生文章一出，形势势必会改观，这是可以肯定的。”

疵、冯二人皆是点头，事实也果不其然，时值一月中旬，总理与晓平组织召开了文艺座谈会，这场会上，总理指出，现在对胡适的评判有些过头，应当给予必要纠正，‘要写一两篇文章进行补救’，他表示不能一味的否定。

同时总理还特的就‘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发表了观点，他认为在过去发起的批判中，过度的强调了政治，而忽略了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在接下来的批判中，应主要以学术的方式进行，对于其好的方面要肯定，不好的方面可以进行学术批判。

总理还拿出了方叶的，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范本，不能忽略过去整体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于国家和民族探求生存、独立与进步的正面意义，一味的否定是一种政治与学术的双重不客观。

至于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总理也做了说明，以后对于学术的批判，政治上只在必要时候给予一定的指引，具体的批判则以学术界为主，不得随意扩大化，政治上不做要求时，也不得进行上纲上线，但同时他也指出，学术的研究不应当脱离政治而完全独立，总理认为这也并不符合实际。

这场座谈会获得了知识、艺术、教育各界的一致欢迎，许多人更是在会上激动得双手都拍得通红，明确学术与政治的界限，这对于双方都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

随之国内对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虽然依旧在进行，但是批判的方式因为政治上只给出了指引，不再进行直接干涉，因此批判从过去的满城风雨，变得冷静了许多，更多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模仿王岩的文章,展开了实事求是的批评。

一月二十日，新中国第―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终于发行了，这也宣告着国内数年来的通货膨胀被完全抑制，新的人民币最低一分，最高十元，与旧币以一比一万进行兑换，也即一万元换新币一元，解决了过去老百姓一沓钱买一捆菜的历史。

临近年关，华昌集团已经全部放年假了，与往年从小年一直放到正月十五相比，今年的假期要短一些，不是方叶不愿意放假，而是工会进行了抗议。

往年在放假期间，工人的基本工资照常发放，但是在1953年工人代表进行了抗议，认为没有上班不能拿国家的钱，因此方叶退了一步，放假天数不变，将薪水发放标准降到了80,随即1954年放假前，工会又进行了抗议，认为放假时间过长，并且不应该领取假期工资。

由于方叶已经是董事长，工会主席一职交了出去，他不得不与其展开了谈判，并且给出了两个方案，要么假期的工资照常领，要么缩短放假时间，除此之外，工会提出的方案，他均不予承认。

最后双方拉据了数日，在书记杨永福的协调下，彼此各退一步，放假期间工资还按80发放，同时放假时间缩短，每年的假期固定为腊月廿二日至正月初七，初八为正式上班日，这样—来年前九天，年后七天共十六天，对于那些外地的工人，可以请假至元宵节，但需要扣工资。

四年下来，其实方叶感觉有些心累，身为打工人出身的他，对于工人有着极强的同理心，因此但自己创办了华昌之后，期望改变过去的那种剥削